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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保路纪念碑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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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保路纪念碑浮雕

 

  “辛亥保路纪念碑”这座近代历史丰碑,是为了纪念1911年秋天在保路运动中英勇献身的烈士而建的。纪念碑建于1913年,由川路总公司承办,聘请王楠(字次陵,双流县擦耳岩人,毕业于日本东亚铁道学堂)为总监工,负责图纸设计和施工。纪念碑样式继承了我国碑塔建筑的民族传统,仿照北京白云寺塔与山西凌云寺塔的体型,同时参照国外建筑的艺术和特点,构图庄严,自然大方,熔中外文化于一炉,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中国气派,全碑造价共花费大洋10000元。碑由碑台、碑座、碑身、碑帽四部分组成,碑高31.86米,方形砖石结构,碑座四面有机车、路轨等浮雕图案,碑身每面均嵌有辛亥保路死事纪念碑的阴刻碑文,字径二尺许,字体各异。由当时四川著名的书法家书写,其纪念碑四周浮雕就记录了当时保路运动的一些故事。
    

 

 

 

 

 

     当时,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 一、中外反对派对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的围攻
清末的铁路国有政策,是帝国主义列强挑拨、威胁,特别是“借款筑路”侵略政策的产物,同时也是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妄图对内集权、对外投靠,以免覆灭的卖国政策的产物。两者的勾结形成强大的反近代化势力。《辛丑条约》以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的手段,除直接修筑经营外,更多的是采用铁路投资的方式,即通过清政府搞“官办”和“借债筑路”来借机楔入,以便既减少风险,又扩大掠夺实利。20世纪初,列强对川汉铁路筹资自办和全国收回路权的斗争,本来早已如芒在北,使尽交涉、备忘、挑拨、攻击、威胁、引诱等各式各样的破坏手段而未得逞。加上此时清王朝又陷入了更严重财政危机,只好用“借款筑路”来解困和避衅,一时在朝廷内外臣工中,“借款筑路”的喊声甚嚣尘土,并实地多次成交。据统计,迄至1911年5月以前,清政府对外的铁路借款先后已有16次,总金额为33957万元,除已偿还的5895万元外,还欠债28062万元。借款既多,只好利用权力,以“官办”、“国有”为名,把铁路权从人民那里夺过去转奉给帝国主义,以资抵押,并获得政治、经济上更大支持。对此,时人评曰:“综观已往,默计将来,凡官办铁路,无一不与外人有密切之因缘,即无一不得丧权失利之恶果”。如此修路,“与其谓官办铁路,毋宁为官卖铁路之为当也。”川汉铁路由朝廷借款修筑与粤汉铁路的借款修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两条铁路的借款始于张之洞,成于盛宣怀。

 

 

 

 

 

 

 保路运动的特点:
      四川的保路运动,如果从1911年5月9日“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国有”政策算起,到同年9月8日同志军围攻成都、转变为武装革命为止,刚好4个月。这120多天中,在全川出现3场以“破约保路”为中心内容,经和平请愿到罢市罢课、抗捐、抗粮的强大风暴。这场风暴来势之猛,席卷面之广,震撼力之强,社会历史意义之大,在川省近代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比诸湘、鄂、粤三省也高标独绝,从而成为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别具光辉的一页。
四川的保路运动,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 社会动员面十分广泛
     四川的保路运动,是以上层绅商为主首先发起再扩展到各地各阶层的;活动内容前期主要是辩驳、陈情、呈奏、请愿等“动口不动手”的合法抗争,后期则转入广泛罢课罢市、抗捐抗粮等“动口又动手”的迫胁要挟;活动范围既配合呼应湘、鄂、粤三省,又以本省为主。铁路国有化政策宣布后,一时“人心大为愤激”,首先起来抗争的是湖南,广东省、湖北省抗争亦甚激烈。南洋和美洲的华侨股东也纷纷致电,斥责“朝廷失信于民,决不公认”,表示将“万众一心”,“矢志力争”。四川对这三省的保路斗争,深表同情,并派出代表江潘、周代本、龚焕辰和白坚等人,前往声援。白坚还在广东的群众大会上鼓动说:“川人与粤人同是中国同胞,居今之日又是同灾共患之人,则我两处同胞于此危难中,固宜为精神上之结合,共同一致”,挽回路权。演说完毕,还当场以刀割指,血书“粤蜀非联合不可”数字,与会者“莫不悚然生敬,鼓掌之声震瓦屋”。湘、鄂、粤三省的保路斗争虽被当局弹压,四川代表也被驱逐,但是扩大了联系,相互受到了鼓舞。

      在四川,“国有”消息一传开,抨击、抗议、抗争浪潮也就随之掀起。最先起来反对以“国有”为名出卖路权的,是川路驻宜昌总理李稷勋。他在5月15日致成都总公司和咨议局的电报中说:“路归国有,注销商办,政府牺牲信用,已表决心。”但“川省人民办路用款,应照数拨还现银,若尽空信搪塞,苦我川人,当抵死争之”;若“归外人,则土地人民受损甚巨,当拼拒之。”立宪派人士,法部主事邓孝可和川籍京官张滴等人,也著文上奏,或坚决反对国有,或力主收回路款。对这些呼求和上奏,朝廷不仅一概拒绝,还于18日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22日又发停止川、汀收租股的两道上渝。鉴于“租股一停,生命立绝”,川汉铁路公司遂接受宜昌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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