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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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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运动”

 


          “辛亥革命四川保路运动”,如果从1911年5月9日“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国有”的政策算起,到同年9月8日同志军围攻成都、转变为武装革命为止,刚好4个月。这120多天中,在全川出现3场以“破约保路”为中心内容,经和平请愿到罢市罢课、抗捐、抗粮的强大风暴。这场风暴来势之猛,席卷面之广,震撼力之强,社会历史意义之大,在四川省近代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比诸湘、鄂、粤三省也高标独绝,从而成为整个中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中国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最别具光辉的一页。
四川的保路运动,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社会动员面十分广泛,影响巨大
四川的保路运动,是以上层绅商为主首先发起再扩展到各地各阶层的,活动内容前期主要是辩驳、陈情、呈奏、请愿等“动口不动手”的合法抗争,后期则转入广泛罢课罢市、抗捐抗粮等“动口又动手”的迫胁要挟;活动范围既配合呼应湘、鄂、粤三省,又以本省为主。铁路国有化政策宣布后,一时“人心大为激奋”,首先起来抗争的是湖南、广东省、湖北省抗争甚是激烈。南洋和美洲的华侨股东也纷纷致电,斥责“朝廷失信于民,决不公认”,表示将“万众一心”,“矢志力争”。四川对这三省的保路斗争,深表同情,并派出代表江潘、周代本、龚焕辰和白坚等人,前往声援。白坚还在广东的群众大会上鼓动说:“川人与粤人同是中国同胞,居今之日又是同灾共患之人,则我两处同胞于此危难中,固宜为精神上之结合,共同一致”,挽回路权。演说完毕,当场以刀割指,血书“粤蜀非联合不可”数字,与会者“莫不肃然生敬,鼓掌之声震瓦屋”。湘、鄂、粤三省的保路斗争虽然被当局弹压,四川代表也被驱逐,但是扩大了联系,相互受到了鼓舞。在四川,“国有”消息一传开,抨击、抗议、抗争浪潮也就随之掀起。最先起来反对以“国有”为名出卖路权的,是川路驻宜昌总理李稷勋。他在5月15日致成都总公司和咨议局的电报中说:“路归国有,注销商办,政府牺牲信用,已表决心。”但“川省人民办路用款,应照数拨还现银,若尽空言搪塞,苦我川人,当抵死争之”,若“归外人,则土地人民受损甚巨,当拼拒之。”立宪派人士,法部主事邓孝可和川籍京官张滴等人,也著文上奏,或坚决反对国有,或力主收回路款。对这些呼求和上奏,朝廷不仅一概拒绝,还于18日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22日又发停止川、湘收租股的两道上谕。鉴于“租股一停,生命立绝”,川汉铁路公司遂接受宜昌股东会的建议,拟于5月28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准备会,以“协议抗争办法”。在有700多股东参加的准备会上,立宪派人士邓孝可等人的态度发生变化,承认国有前提,但求收回路款。同盟会员龙鸣剑和不少股东,则坚决反对国有,力主路不能让,仍归商办。尽管有所分歧,但反对卖路确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公司董事局、咨议局、省城各法团、绅商和川籍京官等,也纷纷奏请朝廷收回成命。就在这纷纷奏请和彼此争执间,6月1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联合向护理川督王人文发了一封密电(歌电),称朝廷欲将川路已用和现存之款,一律换发成国家铁路股票;如果川省一定要清政府筹还路款,就必借洋债,必以川省财政作抵。同情川人抗争、代奏遭斥的护理川督王人文,对此密电不敢声扬,直至6月11日四川绅商才索悉其内容。朝廷既要夺路卖路,又要侵吞路款,连立宪派退而求其次的还款希望也成了泡影,于是有如火上加油,群众更为激动,破约保路的群众性斗争也就猛烈地开展起来。
率先组织和发动群众斗争的,是川汉铁路公司。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经过紧张筹备,在成都召开了在省股东和各团体联合大会,到会者有二千余人,“各色各样的人都有,学生和做手艺的年轻人,好象更多些。都朝一个方向在走,一条不很宽的三倒拐街变成了人的河流”。会长罗纶致开会词,指出川路收归国有和朝廷借款合同,性质违法丧权;介绍了各股东、法团和各方面人士多次恳请抗争而为了无所获的情况,以及“歌电”夺路、丧权、吞款与民为敌的顽固性和反动实质。接着,邓孝可、刘声元、程莹度等人,又登台激昂慷慨地发表演说。
当他们谈到借款合同与国家存亡的关系时,群众无不悲愤交集,“一时哭声震天”,无人不骂盛宣怀和邮传部。会上,还当场成立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公推立宪派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同时设立了总务、文牍、讲演、交涉四个部。


      

 

 

 

 

   (张腩保路运动领导人)       (蒲殿俊保路运动领导人)         (督军罗纶)               (大汉军政府成立)

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迅速做了三件意义重大的工作。
     第一件事是发动组织群众到总督衙门请愿。据载,请愿队伍由80高龄老人、翰林院编修伍肇龄领头,随后是一大群身穿公服、气派十足的绅士们,接着是铁路公司人员、学生、商会人员。这支队伍,“沿途走起去就是一个很大的示威,街上的市民便都簇拥着跟来。”多种成分的群众带着自发性的大规模游行请愿,这在清朝专制统治下的四川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它标志着得道多助。
     第二件事是发表了一系列文告。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先后发表的重要文告,如《保路同志会宣传书》、《讲演部启事》和《致各府厅州县有司启》等,对宣传外争国权,内争民主,动员群众起来抗争,起了较大的启迪、动员和鼓舞作用。第三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是广泛组建了保路同志会。在省保路同志会的号召和组织下,全川各阶层群众立即“争起入会, 忧若狂”,“保路破约之声,波荡千里”,“未数日,省中签名已逾十万”,“平日号为爱国者,当无不入其彀中。”一时,成都各街道、学校、行业和各府厅州县,都纷纷成立成立保路同志协会,比起湘、粤诸省,“风潮尤为剧烈”。到夏秋间,保路同志会已遍布全川,动员面和参加阶层是十分广泛的,连和尚、道士和乞丐也在其中。
二、爱国精神十分突出
由于“破约保路”上关国家民族兴亡、下系全川人民得失,关系十分重大,又由上层有识之士有纲领、有组织、有领导地发动,道理已家喻户晓、播于群众,因而也就内涵深厚、境界高峻。这突出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上。
四川保路运动中提出的纲领性的中心口号“破约保路”四个字,是密切关联并具层次性的。“破约”,是反对夺路卖权,损害国家民族根本利益,这是前提,是高角度和高境界的爱国。“保路”是既反外夺,也反国有,仍归商办,以便业成民利,同样是基于爱国。在借款卖路之约已签的情况下,惟有动员民众迫使当道者先破约废约,然后所求商办乃几可望。正因为如此,四川保路运动中,无论官、绅、商民,都共同和首先把“破约”,即反对卖权殃国,放在第一位,从而突出地反映了川人目光的高远、心胸的开阔和爱国的赤忱。
如早在5月18日,川路驻宜昌总理李稷勋,在致总公司和咨议局的电中就明确强调:若“归外人,则土地人民受损甚巨,当拼力拒之”。护理川督王人文在代奏稿中,出指出川人自办,乃“济国家之急”。股东、法团、京官、咨议局等的奏恳和呼号,也把抵税借款,则“路权尽失,……全国存亡攸关,不止一川利害”的宏观和长远危害放在第一位。
      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在《宣言书》等文告中,更加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地揭批借款筑路、以权抵债的卖国性质和祸国大害,指出四国银行团所签付款合同,是“实葬送人民死地之合同”,是“实将三省三千六百里路政全权,完全授与外人”,此于“宗社安危,国家危亡,皆有极大关系”。故本会对此“暗将铁路卖与外人”,危害甚巨的借款合同,将“死拒以求生”。现今“独一无二之救亡策”乃“破约保路”。这是因为“约破即可保路”,反之要“保路”必先“破约”。“破约保路”成了四川阶层群众的共识和共同奋斗的目标。他们纷纷撰文、编歌,有揭帖指出:“夺路国民,送诸外人,是谓国有?是为政策?”“果政府有钱,政府自造,不以路权抵借外债,不受外人干涉,真正是国家全力经营又何尝不好。无如此次以路抵款,是政府以全力夺自百姓而送与外人,将来纵横回达之铁路,虽能办到,特所谓全力者,非吾国之全力,乃外人之全力耳。”“借外债,甚吓人,六百万镑是英金。九五扣,五厘息,四十年期难还清。借了债,不甘心,铁路干线抵外人。系国家,亡与存,路抵东西命脉倾。……川粤汉,干线分,共长三千六百程。更可恨,聘工程,总工程师外国人。购材料,外人承,格外加用钱五分。工技夺,工业吞,并将川人国权侵。……最可耻,冠裳群,奉承外人如祖人。最可怜,吾国民,敲精吸髓饲强邻。耻贻朝廷,痛杀国民。”“盛国贼,宣怀名,现是一个邮传大臣。上蔽君,下压民,借债送路太专横。……卖国权,何异此,罪恶通天不容死。恨恨恨,国贼盛,误国欺君天下愤。起起起,吾民抵,力抵国贼同誓死。”“起起起!”四川各界广大群众想到、说到,也真正起来做到了,用无数具体而实际的行动表明了他们“位卑未敢亡忧国”的深沉而炽热的爱国之情。他们不仅参加各地保路同志会,“纷至沓来,争先恐后”,还捐钱赠物,各尽绵力,用以支持自己怕组织开展斗争。成都马王庙街的轿铺力夫杨洪兴等人,发起“同业二十人,日捐一钱”,奉给省保路同志会作“多印报告之费”。义行一创,众皆效法,一时南纱帽街、童子街、梓橦街、马王庙街的商人和川北绸帮,也组织了“一钱会”。川北绸帮组织“一钱会”后,“不一日会员已过数百人,而赓续来者且时不绝迹。愿将省衣节食之费,聊作修路保国之资。”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也尽心输财。茂州陇木土司何燮功,以年实收粮食夫马费计千余金,全数捐入同志会以助保路之资,说“可聚针而集斧,积腋以成裘,大众热心,免致后生亡国之祸,民遭涂炭之悲”。连道士和教徒,也自动或日捐一钱,或每夜祷告,以各自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保路之情。

      在保路运动中,爱国热情格外感人的是小学生和妇女。成都小学生300多人组织了“童子保路同志会”,在签名册上,“间有血书者”。嘉定牛华溪一个年仅10岁的倪姓女学生,把历年所积的有压岁和糖果钱大洋5块,请老师代寄给保路同志会。成都外东区成立女子保路同志会时,女界来者甚为踊跃,“有听而呕血者,有愿赴京叩阍者,有年逾七旬之老姥痛哭失声者,有瞽媪顿足求人急欲报名者,有愿捐银百两者。”成都学道街刘墨宝之妻徐氏,其夫死后尚“停殡未葬”,即遵嘱“携银四十两来公司,愿捐作本会经费”,经劝谢再三,“始持银含泪而去。”仪陇县幕游30年归里后有“终老林泉”之志的鲜星一,当其慨然复出愿为保路同志会职员时,其妻张某正在娘家探亲,闻讯急返归,对他说:“妾闻先生入保路同志会,誓死力争,存亡本不可知。倘有不测,先生以身殉国,妾誓以身殉先生。保路同志会即妾死所也,虽有遗腹弗恤也。”有一位叫文得业的妇女,其夫认为“近今世界均势政策,外债未常不可”,与破约保路之义相径庭。她送信给保路同志会说:“窃慕古昔虞侯生之慷慨。为此,祈各部长君预计代表赴京以死拼争三日赐示,下女以便至期北望自刎,以送代表,以拼于代表争死之先。夫子之心匪石,当或谅人只而可转也。”
        从8月24日开始,由成都而及全川,开始了罢课活动,继而又抗捐抗粮,保路运动进入更高一段的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斗争阶段。召唤一出,大街小巷不仅百业俱停,连戏园锣鼓也销声匿迹。不数日而“南自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正式通告不纳粮税后,不少府县捐输顿停,新津、新繁、彭县、中江等地,还出现了捣毁捐税局、经征局、厘金局、巡警局和造器习武现象。为保路爱国,巴蜀大地一时“人无乐生之心,士怀必死之志,愁惨萧条,如经大劫”。整个气氛,俨若易水饯别,誓以血荐轩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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